期刊介绍
《经济学报》（英文名称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缩写是CJE）是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经济学科学术性期刊。《经济学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四期，国内公开发行刊号为CN10-1175/F，于2014年3月正式创刊并出版发行。
《经济学报》涵盖经济学科的所有学科领域，发表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综述和评论性的研究论文。本刊秉承学术、公正的原则，倡导独立、客观的研究，提倡严谨、规范的方法。本刊采用国际通行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不向作者支付稿酬，作者也无需向本刊支付费用。本刊只接受电子投稿。
现实锚定与方法精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学术探索——专题论文评析
郑江淮;<正>0引言本期推出的三篇专题论文——《医药采购平台价格联动制度的市场效应》《数字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产业增长》《ESG与企业产品出口：理论、经验与机制》，紧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严格对标高水平的学术规范，构建了现实问题提炼、理论建构、实证验证的完整研究范式。三篇论文分别聚焦医药采购制度优化、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出口升级三大关键领域，在理论创新、模型设计、计量方法应用上均展现出高水平研究特质，既实现了学术前沿与本土场景的深度融合，又为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本文将逐一对三篇论文进行评析，提炼其在理论逻辑、模型构建、计量执行等方面的写作精髓，呈现出高水平研究范本，助力高水平学术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产业增长
郭凯明;邝逸;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技术研发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提出了数字基础设施驱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的数字产业增长理论。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规模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产业配置，而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又提升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特征既激励了产业技术研发创新，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又改变了数字产业相对比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由于数字产业增长率受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数据要素积累的综合影响，因此存在使数字产业增长最快的最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替代弹性越低或数字基础设施正外部性越强，则最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度越高；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规模越大，则最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度越低。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在其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或变得难以有效替代传统产业时宜逐步降低建设强度。
ESG与企业产品出口：理论、经验证据和量化分析
欧阳婕;李杰;郑颖;本文在可量化的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型的基础上纳入对企业ESG评级的考虑，并利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的高度细分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评级提高对其产品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同时采用结构式估计和反事实分析方法进行具体量化。研究发现，ESG评级的提高对企业产品出口金额和出口产品范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主要来自外部需求的扩大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于出口至可持续发展水平更高的目的市场和出口非绿色低碳产品的企业而言，ESG评级提高对其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进一步发现，ESG评级提高对企业产品出口金额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量的增加而非出口价格的提升。此外，在公众效应更强的“社会”维度上的评级优势对出口的促进更为关键。最后，本文通过结构式估计和反事实分析发现，企业ESG评级提升一个单位，企业产品出口量、出口金额和出口产品范围将分别增加16.70%、16.68%和18.02%。本文从产品市场层面，系统揭示企业以ESG为抓手推动高质量出口的内在逻辑与量化效应，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明确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操作性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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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采购平台价格联动制度的市场效应
陈慧铭;居恒;邵逸夫;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省级医药采购平台相继实施价格联动制度，通过关联其他省份最低价约束药品供应商在本省的报价，以期推进药品价格精细化管理并有效控制医疗支出。本文立足于这一制度背景，构建具有公益属性的医药采购平台理论模型，分析了价格联动制度对于药企报价行为以及市场竞争的效应与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1年全国代表性城市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价格联动制度在实施初期具有显著的降价效果，尤其在独家或近似独家的药品市场中表现突出；第二，随着采用该制度省份数量的增加，供应商为避免低价外溢而策略性上调定价，导致降价效应边际递减甚至逆转，全国最低价格呈上涨趋势；第三，在独家药市场中，价格联动加剧了低支付意愿地区的断供风险，从而引发潜在的效率损失。综上所述，在价格联动制度实现控费目标的同时，本文提出其带来激励扭曲与福利损失的可能性，为药品采购制度研究提供素材。
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冲击源识别、成因贡献分解与政策效率评估
刘金全;陈润东;隋艺;本文构建高维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并采用具有因子结构的符号约束方法识别了7种主流经济冲击，包括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国外供给冲击、金融冲击、财政政策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并分析了这些冲击的内在属性、影响范畴及其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贡献度。研究发现：第一，国内需求冲击和国内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胀有直接影响，国外需求冲击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但国外供给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小；第二，金融冲击，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冲击，对GDP、消费、投资等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是引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冲击源，国内供给冲击和国内需求冲击对产出波动也有重要贡献；第三，2010至2019年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缓和与内外部经济冲击的幅度减弱密切相关；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应对重大负面冲击时，两者都能有效稳定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复杂性及驱动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中国经济“大缓和”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并强调了财政货币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的重要性。
负面清单制度如何影响企业颠覆式创新模式选择？
张杰;胡浩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技术增长路径,构建了一个融合企业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模式选择以及负面清单制度等要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数据构建企业开拓创新指数,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负面清单制度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并且促进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与加剧市场风险两条路径,影响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同时通过提升市场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加剧市场风险三条路径,影响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企业中,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城市中,负面清单制度对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创新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为政府精准制定差异化创新激励政策、引导不同类型企业选择适配的创新模式提供实践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协同创新——来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证据
刘杨;张祺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环节,探索其如何深度赋能协同创新,是当前关系到我国践行共享开放创新理念的重大议题。本文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渠道。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落地能有效激发企业协同创新活动。此结论在通过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和广义随机森林算法等检验后依旧成立。从作用机制角度来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能通过资源引导效应、互动成本松绑效应和服务业生态重构效应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有效促进了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共享,这一政策效应对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以及信誉口碑更佳、制造业行业和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协同效应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为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形成协同、融合、顺畅的创新生态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和参考价值。
中欧班列能否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陈虹曦;蒋灵多;霍建国;卢进勇;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从双循环视角出发,将中欧班列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且该影响存在空间辐射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欧班列的促进作用在内陆地区和高创新水平城市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通过畅通国内循环和增强国际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政务服务信息化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魏下海;张彤;曾晨语;政务服务信息化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其能否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是流动中国时代背景下的重要话题。本文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刻画政务服务信息化,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务服务信息化对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务服务信息化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作用机制在于,政务服务信息化通过促进个体技能匹配、刺激企业用工需求两个渠道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此外,政策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在个体层面,低技能和流动时间长的劳动者受益更显著;在城市层面,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信息化时代下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支持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
职业发展与生育意愿——兼论“35岁门槛”的影响
汪伟;吴晓恒;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35岁门槛”作为劳动者职业发展的负面冲击,研究了职业发展对劳动者生育意愿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1)职业发展受限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生育意愿;(2)职业发展受限加剧了劳动者“家庭-工作”时间的冲突,降低了其对未来的信心,恶化了其婚姻关系,从而导致劳动者的生育意愿下降;(3)异质性分析表明,职业发展受限主要降低了男性、低收入、低学历以及低职业声望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对女性、高收入、高学历以及高职业声望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影响,同时职业发展受限也弱化了劳动者生育男孩的偏好。本文丰富了职业发展与劳动者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对如何提升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绿色溢价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证据
张丽宏;刘敬哲;王浩;2016年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本文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发行的绿色债券为样本,使用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匹配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绿色债券溢价。结果表明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较匹配的普通债券收益率利差平均低17个基点,说明绿色债券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绿色溢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市场表现出逐渐学习和熟悉的过程。本文发现未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相比经过认证的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显著更低,规模较小和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公司更倾向于申请第三方认证,表明绿色认证市场可能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本文的发现为发展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和完善绿色认证制度提供了参考。
方言与经济增长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强调,文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力量。中国尽管有统一的书写语言,但是发音"南腔北调",方言众多。基于此,本文拟考察多样的方言是否会影响知识技术的传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2113个县级以上观测单元所使用的汉语方言,构建了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该指数基于地域而非个体,可以更干净地识别方言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影响。接着,本文实证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方言多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30%;机制是方言多样性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最后,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可能的测量问题、内生性问题及地形、宗教等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的发现依然稳健。
碳排放与资产定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浩;刘敬哲;张丽宏;在中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2009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碳排放与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碳排放强度和间接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股票和债券超额收益率。这一结果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说明金融市场认知碳排放风险，尤其关注企业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此外，间接碳排放水平和年度增长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间接碳排放只与企业耗电量和耗热量有关，比直接碳排放更容易观察，因此投资者对间接碳排放更加敏感。更高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和环境评分显著减弱碳排放强度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说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风险，而市场监管压力的增强则会提高碳风险溢价。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高排放行业，低排放行业的碳风险溢价显著更高。
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估值吗？——来自MSCI评级的准自然试验
王海军;陈波;何玉;ESG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而企业ESG责任的履行是中国“双碳目标”达成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以MCSI ESG评级入选的31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控制组样本匹配，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ESG评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评级事件还是评级分值，入选ESG评级都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估值；第二，ESG评级调整与上市企业估值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将推动估值上升，而评级下调将导致估值下降，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相关关系存在递减效应，表明资本市场对ESG披露信息存在一个接收、消化和正反馈过程；第三，ESG评级通过机构持股比、股票波动率、年交易额和融资成本四个渠道来影响企业估值，表明ESG具有价值发现、风险抑制能、信息传递和融资约束缓解作用；第四，ESG评级对估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高碳企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低碳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估值对ESG评级更为敏感；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样本重组、更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建立中国版本的ESG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和完善ESG评价评级标准、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异质性视角
李丹丹;利用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用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在经济区域、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且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具有时滞性。从企业所处区域来看，相比中西部区域，政府研发补贴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激励效应更强。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大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本研究为政府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与资产定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浩;刘敬哲;张丽宏;在中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2009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碳排放与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碳排放强度和间接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股票和债券超额收益率。这一结果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说明金融市场认知碳排放风险，尤其关注企业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此外，间接碳排放水平和年度增长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间接碳排放只与企业耗电量和耗热量有关，比直接碳排放更容易观察，因此投资者对间接碳排放更加敏感。更高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和环境评分显著减弱碳排放强度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说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风险，而市场监管压力的增强则会提高碳风险溢价。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高排放行业，低排放行业的碳风险溢价显著更高。
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估值吗？——来自MSCI评级的准自然试验
王海军;陈波;何玉;ESG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而企业ESG责任的履行是中国“双碳目标”达成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以MCSI ESG评级入选的31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控制组样本匹配，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ESG评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评级事件还是评级分值，入选ESG评级都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估值；第二，ESG评级调整与上市企业估值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将推动估值上升，而评级下调将导致估值下降，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相关关系存在递减效应，表明资本市场对ESG披露信息存在一个接收、消化和正反馈过程；第三，ESG评级通过机构持股比、股票波动率、年交易额和融资成本四个渠道来影响企业估值，表明ESG具有价值发现、风险抑制能、信息传递和融资约束缓解作用；第四，ESG评级对估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高碳企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低碳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估值对ESG评级更为敏感；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样本重组、更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建立中国版本的ESG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和完善ESG评价评级标准、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绿色溢价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证据
张丽宏;刘敬哲;王浩;2016年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本文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发行的绿色债券为样本,使用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匹配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绿色债券溢价。结果表明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较匹配的普通债券收益率利差平均低17个基点,说明绿色债券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绿色溢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市场表现出逐渐学习和熟悉的过程。本文发现未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相比经过认证的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显著更低,规模较小和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公司更倾向于申请第三方认证,表明绿色认证市场可能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本文的发现为发展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和完善绿色认证制度提供了参考。
方言与经济增长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强调,文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力量。中国尽管有统一的书写语言,但是发音"南腔北调",方言众多。基于此,本文拟考察多样的方言是否会影响知识技术的传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2113个县级以上观测单元所使用的汉语方言,构建了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该指数基于地域而非个体,可以更干净地识别方言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影响。接着,本文实证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方言多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30%;机制是方言多样性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最后,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可能的测量问题、内生性问题及地形、宗教等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的发现依然稳健。
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企业供应链安全：微观机理和经验证据
唐凯洁;杨攻研;动荡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然改变企业供应链所处的环境。美国试图联合盟友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进一步将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推升至国家安全高度。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本文利用Factset Revere数据库测算中国企业在32个国家布局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检验予以回答。研究发现，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显著削弱企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削弱主要集中于非关键行业、制造业(尤其是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然而，却对战略重要性和技术水平不同的行业的供应链韧性均造成威胁。本文以克里米亚危机与中美贸易摩擦等重要地缘事件划分样本区间，发现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的威胁逐步显现。这种威胁根源于在风险下合作方供应链管理策略趋于保守、企业对东道国的信息获取更加困难。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道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国内政治博弈和政权更迭将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对供应链的冲击，后两者仅加剧供应链韧性的损失；相反，在地缘政治矛盾尖锐的国家，增进政治关系、优化企业内部治理和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可作为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资源。本文有助于全面把握并重点识别相关风险点，为地缘政治风险下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