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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溢价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证据
张丽宏;刘敬哲;王浩;2016年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本文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发行的绿色债券为样本,使用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匹配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绿色债券溢价。结果表明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较匹配的普通债券收益率利差平均低17个基点,说明绿色债券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绿色溢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市场表现出逐渐学习和熟悉的过程。本文发现未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相比经过认证的绿色债券收益率利差显著更低,规模较小和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公司更倾向于申请第三方认证,表明绿色认证市场可能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本文的发现为发展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和完善绿色认证制度提供了参考。
方言与经济增长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强调,文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力量。中国尽管有统一的书写语言,但是发音"南腔北调",方言众多。基于此,本文拟考察多样的方言是否会影响知识技术的传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2113个县级以上观测单元所使用的汉语方言,构建了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该指数基于地域而非个体,可以更干净地识别方言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影响。接着,本文实证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方言多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30%;机制是方言多样性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最后,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可能的测量问题、内生性问题及地形、宗教等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的发现依然稳健。
碳排放与资产定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浩;刘敬哲;张丽宏;在中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2009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碳排放与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碳排放强度和间接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股票和债券超额收益率。这一结果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说明金融市场认知碳排放风险，尤其关注企业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此外，间接碳排放水平和年度增长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间接碳排放只与企业耗电量和耗热量有关，比直接碳排放更容易观察，因此投资者对间接碳排放更加敏感。更高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和环境评分显著减弱碳排放强度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说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风险，而市场监管压力的增强则会提高碳风险溢价。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高排放行业，低排放行业的碳风险溢价显著更高。
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核算——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
潘文卿;李跟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的核算及其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文章也对实证分析中所涉及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构建与完善,以及目前围绕中国增值贸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这对中国进一步参与增加值贸易相关研究,促进中国参与全球产业融合和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估值吗？——来自MSCI评级的准自然试验
王海军;陈波;何玉;ESG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而企业ESG责任的履行是中国“双碳目标”达成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以MCSI ESG评级入选的31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控制组样本匹配，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ESG评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评级事件还是评级分值，入选ESG评级都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估值；第二，ESG评级调整与上市企业估值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将推动估值上升，而评级下调将导致估值下降，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相关关系存在递减效应，表明资本市场对ESG披露信息存在一个接收、消化和正反馈过程；第三，ESG评级通过机构持股比、股票波动率、年交易额和融资成本四个渠道来影响企业估值，表明ESG具有价值发现、风险抑制能、信息传递和融资约束缓解作用；第四，ESG评级对估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高碳企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低碳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估值对ESG评级更为敏感；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样本重组、更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建立中国版本的ESG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和完善ESG评价评级标准、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异质性视角
李丹丹;利用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用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在经济区域、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且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具有时滞性。从企业所处区域来看，相比中西部区域，政府研发补贴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激励效应更强。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大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本研究为政府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实证研究
杜映昕;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对两国的贸易往来造成影响?本文就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对于国家间政治冲突为何会影响贸易,如何影响,已有文献提供了以下几方面解释:贸易对国家安全具有外部性;贸易限制是国家在冲突中表明坚决立场的高成本信号;国家关系是国家、企业或消费者效用中的一部分;冲突通过影响交通、市场运行等直接增加了贸易成本;冲突带来合同风险的上升。未来冲突的不确定性会使贸易参与者在政治冲击发生前就做出反应,贸易关系中的沉没成本使得贸易参与者在政治冲击发生时倾向于不做出反应。已有实证研究发现,战争、军事冲突、领土争端等不同类型的冲突会带来贸易的降低,贸易也与构建的冲突——合作程度指标相关。重大战争会对贸易有长期影响,且可能降低与第三国的贸易。最新研究基于部门或企业层面数据,涉及产品战略安全性、国家控制、消费者抵制等不同影响渠道。本文利用清华大学构建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对1950一2011年中国与7个大国政治关系对贸易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对中国与大国间的贸易有显著影响,中国与该国政治关系越好(越差),则与该国的贸易往来越多(越少)。对于政治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影响贸易,主要通过什么渠道影响,以及贸易对政治关系变化的调整可能存在的短期性,还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绿色高铁：高铁开通能降低雾霾污染吗？
张华;冯烽;近年来中国高铁迅猛发展,对经济、结构、技术等方面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影响到雾霾污染,因此亟待检验高铁开通的雾霾污染效应。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高铁在不同城市、开通时间上的变异,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PM2.5地表浓度平均降低1.81%,意味着高铁开通带来了环境红利;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出现在开通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同时,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减霾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沿海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高创新水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影响雾霾污染水平。本文丰富了高铁与雾霾污染的相关文献,从雾霾污染的视角为高铁建设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估提供了环境方面的证据。
土地政策、供地结构与房价
张莉;年永威;皮嘉勇;周越;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当地一级市场的土地供给,配置土地资源成为政府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手段。中国城市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偏高而商住用地偏低,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模型表明,这是在现有土地政策下,地方政府面临来自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需求方的巨大差异时的策略性选择,我们分析了政府的供地策略及其对房价造成的影响;在实证层面,本文首次采用地级市的分用地类型的供地数据证实了这种供地结构的扭曲将导致房价上升。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全国层面,中西部地区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面临更紧的供地约束。本文的工作为理解房价的上涨以及中央供地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吸引外资影响对外投资吗?——基于全球层面数据的研究
潘文卿;陈晓;陈涛涛;顾凌骏;基于IDP理论,本研究使用1980—2011年全球1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总体层面来看,一国吸引外资对该国对外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吸引外资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东道国的特征密切相关: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能力越强、市场规模越大,则越有利于从吸引外资发展出自身的对外投资能力。研究同时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更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直接影响其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的提升而实施的,且这一机制具有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