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2014年至2021年违约兑付数据研究我国债券违约回收率。债券违约后一年(截至2021年末)的回收率均值为8%(11%),呈非对称两极分布，即集中于0%与100%的两侧。从不同时间窗口看，违约债券的“黄金回收窗口”为一年。存量债券占资产比例是影响违约回收率的重要因素。发债企业是否为国企、是否上市；债券有无担保人、是否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宏观变量中的短期国债利率水平、长短期国债利差等显著影响违约回收率。在违约回收率预测方面，机器学习模型明显优于线性回归模型。其中，集成学习类模型的预测效果最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人才的发掘、培养以及其能动性的充分调动。人才的选用和晋升通道的设计对各类组织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决定了一国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本文基于竞赛理论视角，构建包含成员异质性与晋升阶梯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组织结构设计对成员激励和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组织是否采用优先晋升机制以及优先晋升对象的选取与组织战略目标和成员能力分布密切相关。当组织侧重激发成员工作积极性时，成员能力异质性对组织是否采用优先晋升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组织侧重挑选具有天赋能力的成员时，为了降低竞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应优先提拔高能力成员。本文所得结论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助力。
本文在估计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以企业工资折价衡量劳动力市场势力，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在2008到2016年呈小幅下降趋势。分行业和所有制类型看，劳动力市场势力存在较大差异，且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分区域看，不同城市间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存在收敛现象。截至2016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为1.98,这意味着劳动者每生产1元收益，得到将近0.5元的回报。从影响因素看，产品市场势力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劳动力市场势力会通过减少就业和降低工资的方式，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理性经济人会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尽可能多地提取公共资源，从而导致滥用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海洋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随着海洋捕捞量的逐年增长，海洋环境正遭受严重的破坏。本文采用实验方法，通过设置是否进入公共池资源的选择和提取资源数量两阶段实验，来研究个体对公共池资源的提取行为。我们还在实验中引入信息和风险这两个重要因素，并特别设计了风险的不同动态变化过程，以研究个体在面对各种风险变化情况下的公共池资源提取策略。实验结果表明，信息公开和风险变化过程都会一定程度影响个体提取资源的选择和资源提取数量。结论可为公共治理提供政策启示，如公开资源提取人数信息有助于个体调整资源提取数量，根据天气变化制定相应资源管理政策可避免个体对风险的错误判断而出现的非理性提取行为。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需求不足困扰更加频繁也更加凸显。中国应对需求不足的政策实践中，利率政策和预算内财政政策的使用相对谨慎，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政策发挥了突出作用。本文建立了基于上述事实的宏观经济模型，重点比较了利率政策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投资对总需求影响的作用机制。文章发现，更多地依靠降低政策利率而非地方政府投资刺激总需求，可以在实现同样产出目标的情况下，带来更高的民营投资占比、更低的债务率和更高的消费占比。
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系统考察了开发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开发区的设立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此外，本文从开发区类型、企业类型、FDI类型进行异质性讨论。
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中的身份逐步由“捐助者”转变为“银行家”,其海外支出形式由传统意义的援助转向开发性金融。本文基于全球中国开发性金融数据库与世界银行非洲地区企业调查数据，使用中国六大生产性原材料与中国外汇储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开发性金融对非洲企业成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对开发性金融进行分类、形式变换、企业子样本分析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研究发现，中国开发性金融对政治和政府机构稳定的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有着更大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开发性金融能够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放松融资约束、规范市场制度推动非洲企业发展，并使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本文从开发性金融的视角阐明了中国对非洲企业增长的正向作用，为全球发展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行政审批改革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本文基于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数据，依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准自然实验情景，系统考察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要形式的简政放权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且通过降低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及促进人才聚集内在路径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业提升效应对高行政等级、胡焕庸线以东城市产生明显偏好，而在不同市场潜能城市并无显著差异。此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高质量创业的发展。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路径探索提供了全新视角，实践上为建立与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不仅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也对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考察产品需求和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既能有效促进企业渐进式创新，又能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而且，相对于突破式创新，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渐进式创新程度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产品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组织惯性强的企业中更强；数字金融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中更强。经济后果表明，渐进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短期绩效，而突破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长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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