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使用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研究发现,FDI流入在行业水平层面对于企业出口DVAR呈现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通过抑制中间品创新、本土中间品采购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等途径实现。前向关联FDI的增加会抑制本土企业出口DVAR,而后向关联FDI使本土企业出口DVAR提高。机制研究表明:水平向FDI进入提高了上游行业中的企业中间品需求水平,上游行业中的中间品生产企业之间“竞争效应”的存在,总体上降低了其生产效率;而下游行业中的企业一方面会选择进口中间品,实现“进口替代”完成消费品生产,另一方面FDI带来的“示范效应”的存在,使下游行业中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因此FDI流入会通过前向关联效应使得上游行业中的企业出口DVAR下降,通过后向关联效应使得下游行业中的企业出口DVAR提高。分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水平向FDI对于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于外资企业本身,而外资流入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大量中间品,从而对本土民营和国有企业出口DVAR产生了显著的提高作用,因此本文也为FDI流入促进本土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各行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内卷式”竞争,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资源重复投入的现象。这种趋同化的空间布局表明,企业在选址时可能并未充分考虑城市的比较优势,但其偏离原因及经济后果尚未明确。本文借鉴Agarwal(2015)的多对一匹配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量化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实际布局与基于比较优势的最优配置之间的偏离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将企业产出分解为同伴效应、城市生产率“溢价”以及匹配效应后发现,虽然匹配效应对解释产出差异具有重要作用,但同伴效应才是企业选址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也意味着,企业在选址时倾向跟随其他企业,从而加剧资源重复投入这一现象。这一行为机制是导致企业选址偏离比较优势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并造成企业平均约1.1%的潜在产出损失。
创业与创新是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利用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中国税收调查数据等微观数据,研究了中国数字金融的兴起对创业与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型民营数字金融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在促进创业方面呈现显著的互补关系。具体表现在,数字金融兴起前传统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在数字金融兴起后的创业增长显著快于原先传统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相对的创业提升效应并不受创业前期趋势的驱动,也不受地区原有传统金融发展的影响,且在控制了同期相关政策影响后仍然稳健。同时,数字金融的兴起显著缓解了传统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融资约束,但并未导致原有企业的明显退出。此外,数字金融兴起虽然对发明专利的促进效果尚不显著,但显著促进了外观专利层面的创新活动。本文有助于理解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本文区分了平台内部的流量市场与商品市场,通过构建商家竞争模型比较了低价扶持和完全竞价两种平台流量分配机制下商家的流量竞争和产品价格竞争行为以及福利。研究发现,与完全竞价机制相比,流量低价扶持机制会造成竞价流量的稀缺,从而推高商家流量成本和商品价格;会缩小商家间的利润差距,使低质量商品难以被市场淘汰;平台流量分配机制的选择与商品差异和天真消费者数量相关;当消费者质量偏好的平均水平提高时,流量低价扶持机制会导致商品质量价格匹配效率下降,最终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本文将平台流量分配机制和商家在平台内流量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双重竞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为规范平台流量分配机制、保障平台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引导平台经济实现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政府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披露的实践,本文考察了政务微博使用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务微博使用显著促进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政务微博使用程度更高的区域进行了更多的异地投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对于微博影响力更强的区域、高管社会资本更低和高管没有政府工作经历的企业,政务微博使用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显著更强。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政务微博使用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吸引了企业到当地进行异地投资。经济后果的分析结果则显示,企业到政务微博使用程度更高的区域进行更多异地投资也显著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并扩大了市场份额。本文丰富了企业异地投资和政务微博相关文献,为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运用截面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1世纪初“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并梳理了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实施模式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该工程通过配备教学光盘播放系统、设立卫星教学收视点和建设计算机教室,有效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分组结果显示,教育数字化对女性及中低收入、低学历、中西部农村家庭学生的帮扶效果更为显著。分模式看,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远程服务与数字场景服务均能发挥积极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教育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学生能力、拓宽见识广度、弥合教育资源鸿沟四条路径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本文为厘清教育数字化作用渠道、评估其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补齐农村教育短板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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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资源配置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命题,而平台经济的崛起与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为这一经典议题注入了新的研究维度。本专辑精选三篇高质量研究论文,分别从产业空间布局、垄断寻租行为与平台流量分配三个关键领域,运用前沿理论模型与严谨实证方法,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错配的形成机制与优化路径。三篇论文均遵循由现实问题、理论构建、实证检验与政策启示四个环节组成的科学研究范式,在理论创新、模型设计与计量方法上展现了高水平学术规范,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从问题导向到方法创新的完整研究范例,对于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与突破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垄断势力所带来的价格加成是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竞争性寻租行为的生产网络模型,并基于这一模型来讨论价格加成的社会成本。价格加成的社会成本来自两个渠道:资源错配以及价格加成引致的寻租行为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利用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库(National Tax Survey Data)的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对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价格加成会使2007年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相对于无价格加成的最优情景下降19.55%,2012年下降28.68%,2017年下降38.20%。不考虑寻租行为会导致价格加成的效率损失被低估约1/3。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技术增长路径,构建了一个融合企业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模式选择以及负面清单制度等要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的相关内容构建企业开拓创新指数,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负面清单制度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并且促进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与加剧市场风险两条路径,影响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同时通过提升市场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加剧市场风险三条路径,影响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企业中,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城市中,负面清单制度对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创新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为政府精准制定差异化创新激励政策、引导不同类型企业选择适配的创新模式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