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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制度如何影响企业颠覆式创新模式选择？
张杰;胡浩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技术增长路径,构建了一个融合企业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模式选择以及负面清单制度等要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数据构建企业开拓创新指数,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负面清单制度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并且促进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与加剧市场风险两条路径,影响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同时通过提升市场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加剧市场风险三条路径,影响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企业中,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城市中,负面清单制度对开拓型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保守型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创新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为政府精准制定差异化创新激励政策、引导不同类型企业选择适配的创新模式提供实践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协同创新——来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证据
刘杨;张祺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环节,探索其如何深度赋能协同创新,是当前关系到我国践行共享开放创新理念的重大议题。本文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渠道。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落地能有效激发企业协同创新活动。此结论在通过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和广义随机森林算法等检验后依旧成立。从作用机制角度来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能通过资源引导效应、互动成本松绑效应和服务业生态重构效应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有效促进了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共享,这一政策效应对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以及信誉口碑更佳、制造业行业和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协同效应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为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形成协同、融合、顺畅的创新生态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和参考价值。
中欧班列能否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陈虹曦;蒋灵多;霍建国;卢进勇;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从双循环视角出发,将中欧班列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且该影响存在空间辐射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欧班列的促进作用在内陆地区和高创新水平城市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通过畅通国内循环和增强国际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政务服务信息化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魏下海;张彤;曾晨语;政务服务信息化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其能否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是流动中国时代背景下的重要话题。本文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刻画政务服务信息化,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务服务信息化对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务服务信息化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作用机制在于,政务服务信息化通过促进个体技能匹配、刺激企业用工需求两个渠道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此外,政策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在个体层面,低技能和流动时间长的劳动者受益更显著;在城市层面,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信息化时代下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支持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
职业发展与生育意愿——兼论“35岁门槛”的影响
汪伟;吴晓恒;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35岁门槛”作为劳动者职业发展的负面冲击,研究了职业发展对劳动者生育意愿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1)职业发展受限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生育意愿;(2)职业发展受限加剧了劳动者“家庭-工作”时间的冲突,降低了其对未来的信心,恶化了其婚姻关系,从而导致劳动者的生育意愿下降;(3)异质性分析表明,职业发展受限主要降低了男性、低收入、低学历以及低职业声望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对女性、高收入、高学历以及高职业声望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影响,同时职业发展受限也弱化了劳动者生育男孩的偏好。本文丰富了职业发展与劳动者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对如何提升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治理与女性幸福感：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
陈颢齐;庄晨;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至2022年数据,利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的政策冲击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发现政策显著降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分析表明,冬季取暖支出的增加、家庭收入与消费的降低以及生活方式改变是重要机制,使得即使存在环境改善对幸福感的提升,最终政策对女性主观幸福感依然存在负向的净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收入与受教育水平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不使用互联网以及子女身体健康较差的女性更容易遭受政策的负向冲击。环境政策应充分考虑补贴的有效性,并积极缓解其对特殊脆弱群体的福利损害。
农业技术推广的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的准自然实验
刘长庚;丁成泽;王蜀凡;刘林志;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且繁重的任务,农技推广体系作为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支撑体系,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以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2—2022年县级数据,研究农技推广计划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显著提高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在东部地区、非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农业单产较高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增收效果更为显著。农技推广计划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增强基层治理能力以及推动农村地区就业,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技推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促进农村资本形成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为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和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税收优惠政策对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技能溢价的视角
朱国悦;谭成雪;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中国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措施,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尚待研究。本文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提升了劳动技能溢价,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在“资本—技能互补”假说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要通过资本投资激励机制和缓解流动性约束机制,共同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技能溢价。(3)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对高融资约束、高税负企业、成熟企业和行业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劳动技能溢价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从劳动技能溢价的视角丰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政府优化税收政策设计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汇率波动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事实与证据
陈李强;乔柏云;黄晓燕;在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的背景下,汇率成为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重要经济变量。本文揭示了汇率波动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汇率波动的增加提升了本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前向价值链参与度,抑制了本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后向价值链参与,作用机制在于投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促进。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贸易伙伴国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本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前后和异质性双边经贸联系深度的分析情境中,汇率波动对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非对称影响具有差异化表现。本研究加深了对汇率变量与数字经济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两者关系的理解,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国际外循环参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资管新规”降低了家庭金融风险吗？
贾男;陈欣媛;王帅坤;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旨在防范化解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内蕴藏的金融风险,但政策规制对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对2018年“资管新规”在家庭部门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加剧了家庭金融风险,家庭杠杆率和金融脆弱性均显著提高。这一影响主要是由于家庭深度参与银行理财等资管类产品配置,而新规使得资管产品收益率显著下降、存续期限显著延长、风险显著提高,这挤出了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转而更多投资于住房资产。住房资产配置比率的增加必然伴随着住房负债的显著增加,进而恶化了家庭财务状况,增大了家庭杠杆率,提高了金融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风险规制政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具有外溢和传递效应,资管政策实施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家庭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