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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与农民工流动机会
马文婷;刘小鲁;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构建农民工流动机会指标(城市在职农民工占比),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进入或留在城市就业的难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减少了农民工流动机会,农民工进入或留在城市面临更大阻力。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显著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和降低了对主要从事常规任务密集型职业的劳动者的需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于农民工落户和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并未提高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可能性,且受工业机器人影响后,农民工主要流向一线城市。
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企业供应链安全:微观机理和经验证据
唐凯洁;杨攻研;动荡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然改变企业供应链所处的环境,美国试图联合盟友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进一步将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推升至国家安全高度。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本文利用Factset Revere数据库测算中国企业在32个国家布局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检验予以回答。研究发现,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显著削弱企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削弱主要集中于非关键行业、制造业(尤其是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然而,却对战略重要性和技术水平不同的行业的供应链韧性均造成威胁。以克里米亚危机与中美贸易摩擦等重要地缘事件划分样本区间,发现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的威胁逐步显现。这种威胁根源于风险下合作方供应链管理策略趋于保守、企业对东道国的信息获取更加困难。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道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国内政治博弈和政权更迭将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对供应链的冲击,后两者仅加剧供应链韧性的损失;相反,在地缘政治矛盾尖锐的国家,增进政治关系、优化企业内部治理和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可作为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资源。本文有助于全面把握并重点识别相关风险点,为地缘政治风险下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提供启示。
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简约式证据与量化空间模型估计
陈安平;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快速渗透会给各地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带来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首先建立差分模型,给出简约式的证据。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处于25%分位的城市采用与75%分位城市一样的人工智能渗透率,则其GDP的增长率提高约1.4个百分点。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成立。为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对各个区域的异质性影响及总体经济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区域量化空间模型。模拟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会提高一个地区的就业、工资与产出,降低其生产成本与价格,促进该地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和劳动力流动;如果每个区域都受到了相同的人工智能冲击,则全国GDP和福利水平会上升,但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对冲击的响应不同,区域之间人均产出的差距将拉大。
土地产权制度、房价结构与财富不平等
杨补园;谢丹夏;赵魏一;张庆全;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分离住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使用权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合并后的简称),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普通消费品、住房所有权和住房使用权三种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农村集体土地入市降低了房价,且使得房价更多地反映住房使用权的价格;进一步引入作为金融创新举措的共有产权房制度后,部分原计划租房和购房的居民购买共有产权房。模拟分析表明: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可以增加低收入农村居民福利、降低财富不平等,进一步引入共有产权房制度是帕累托改进。本文为理解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及共有产权房制度推行的经济影响,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中国企业供应链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研究——来自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徐欣;徐帅旗;刘萌;张颜江;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之间的供应链联盟大量涌现。基于此背景,本文研究供应链联盟中供应商与客户(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本文以2001至2021年229家中国上市公司所缔结的142对供应链联盟为研究对象,在运用“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后发现,供应链联盟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相对于未缔结供应链联盟的公司而言,缔结供应链联盟的公司会增加引用联盟伙伴发明专利的次数,并且会有更多数量的发明专利引用联盟伙伴的知识。本文将每一对供应链联盟伙伴细分为供应商和客户后发现,供应链联盟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在供应商和客户都存在,具体而言,供应商申请的发明专利(最终被授权)引用客户伙伴发明专利的次数,与客户申请的发明专利(最终被授权)引用供应商伙伴发明专利的次数并无显著差异,即表明供应链联盟促进供应商向客户转移知识的效果,与促进客户向供应商转移知识的效果一样好。此外,在一对供应链联盟伙伴中,技术多样性较低的一方会更多地学习技术多样性较高一方的知识。本文对于深入认识供应链联盟能促进知识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并为政府和企业着力提高知识转移效率,以及完善企业之间的联盟合作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污染产业的空间转移——来自省际对口帮扶和微观企业排放的证据
徐明;污染排放是迈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等目标的主要阻力之一。本文探讨了省际对口帮扶实践中污染产业转移现象及其环境成本。研究发现,对口帮扶虽然显著提升了受援地的经济产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污染排放,引致了政策的外部性环境成本,从而验证了欠发达地区早期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帮扶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帮扶政策相伴随的环境成本在长期内得到了缓解。机制分析表明,污染型新企业的进入效应是政策产生负外部性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中部帮扶地区,东部帮扶方帮扶政策引致的产出增长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密度,即缓解了东部帮扶区域的环境成本。对上述实证发现的理论分析表明,降低区域扶贫政策外部性成本的一条重要思路是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更多考虑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污染产业空间转移引发的外部性问题需要给予必要的关注。
绿色财政政策促进还是抑制了就业?——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证据
朱颖;左翔;冯其昂;实施有效的绿色财政政策是推动城市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同时,城市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也会对经济体系的许多领域产生冲击。本文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切入点,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绿色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1)示范城市试点在降低城市碳排放的同时,也显著拉动了城市就业;(2)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产出效应”和“要素互补效应”,增加企业的劳动力雇佣;(3)示范城市试点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产业、行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本文为我国未来实施更加有效的绿色财政政策,确保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稳定居民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共识铸就合作——基于和平制造者博弈的实验研究
姜树广;张正平;个体间或国家间的合作往往受到第三方干预的影响。其中,观点的共识对于合作达成以及第三方介入至关重要。本研究在基于和平制造者博弈的框架下,引入了基于观点的分组,以探究共识对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实验局及不同对手情境下,参与者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预测不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共识的形成主要通过产生共同的群体身份,影响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亲近程度,从而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和第三方的干预行为。此外,通过增加共同的群体身份,当事方的合作行为得到促进,同时第三方的干预也得到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
智能化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和企业跨地区投资
黄赜琳;蒋鹏程;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任务模型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考察智能化应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企业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降低异地投资管理成本、增加高技能雇佣规模、优化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提高技术与科技人才的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知识扩散是人工智能发挥资本流动效应的重要机制。人工智能的异地投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位于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更强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更高地区的企业才显著存在。此外,人工智能应用能够突破空间束缚,推动企业前往更远的城市进行投资。同时,人工智能对资本流动的方向存在不对称效应,会导致资本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本文从企业资本流动视角为新时代如何通过智能化转型推动要素流动畅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新企业进入——基于随机波动率区制转换模型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黄实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代表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潜在成本,本文基于广延边际效应视角,综合实物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基于随机波动率区制转换模型测算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城市-行业层面的新企业进入率,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新企业进入率,实物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新企业进入的有效传导渠道。从实物期权机制,行业资产不可逆性和行业进入门槛分别加剧和减弱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实物期权机制,宏观经济环境改善能够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感知不确定性加剧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从金融摩擦机制,宏观信贷资源可得性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能够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将企业所有制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划分依据,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新企业进入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突出。研究结论对于理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广延边际效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优化货币政策调控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