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治理与城市绿色增长The Impact of Local Official Governance on Urban Green Growth
刘玉海,赵鹏
摘要(Abstract):
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对地方官员实施恰当的激励则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治理模式的转变能否以及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然后基于2003—2013年中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治理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交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增长,但地方官员交流的绿色增长效应将因党政领导角色和官员交流类型而有所差异;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转变之后,市委书记交流的绿色增长效应明显增大;在环保考核压力更大的城市,市委书记交流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地方官员任期与城市绿色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治理的绿色增长效应是通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推动经济空间集聚等影响渠道来实现的。本文不仅为推动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对于完善官员治理体制和晋升锦标赛模式也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KeyWords): 地方官员治理;城市绿色增长;双重差分方法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6CJY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7130303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批准号:DUT18RW207)资助
作者(Author): 刘玉海,赵鹏
DOI: 10.16513/j.cnki.cje.2018.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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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的中央政府是指党中央和国务院等中央党政部门机构。此外,由于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直接主体,地方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其实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直观体现,因此本文以地方官员直接替代地方政府,其实质上是一个由省级官员、市级官员、县级官员、乡镇官员等构成的地方官员体系。毛泽东同志曾经将中国官员的个人作用通俗的描述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 (1)中央政府近年来确实在不断提升环境保护指标在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例如,中央组织部在2006年7月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开始改变以往将GDP增长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单一指标的评价体系,明确将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纳入到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实绩分析要点;国务院办公厅在2007年5月下发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于不能按时完成既定指标的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制”;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将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被国内外观察人士赞誉为“史上最绿色新政”,“十二五”规划中设置了七项约束性指标以强调环境和能源问题,分别是单位GDP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森林覆盖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耕地保有量。
- (1)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后端,产业结构变动时,所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的“新产业”,是有先验信息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很容易对哪一个是有前景的新产业形成共识,政府相对于企业具有总量信息优势,可以利用这一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林毅夫,2010)。对于经济空间集聚而言,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可以改变集聚经济区产业外在的发展环境,从而改变其要素禀赋的使用与发展方向,发挥集聚经济区要素禀赋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促成集聚经济区的产业集聚,成为集聚经济区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胡晨光等,2011)。
- (1)中央政府在2006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经批准可以适当放宽。此外,中央政府在同一时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的任期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
- (1)地级行政区有地级市、自治州、地区、盟等不同称谓,本文为方便行文将它们统称为“城市”或“地级市”。研究样本中没有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四大直辖市下辖的地级行政区,是因为这些地级行政区的环境污染数据或者官员个人信息数据存在某些缺失。研究样本中26个省区下辖的个别地级市因为成立时间较短或某些政治因素也不包含在研究样本中,包括海东、毕节、铜仁、济源、巢湖、三沙等。
- (1)Cooper et al.(2009)根据是否有导向选择和径向变动问题将DEA模型分成四类:导向的和径向的、导向的和非径向的、非导向的和径向的、非导向的和非径向的。“导向的” DEA模型意味着在测算效率之前需要事先做出基于投入导向(假设产出不变)或基于产出导向(假设投入不变)的选择;“径向的”DEA模型意味着在测算效率过程中要求投入同比例变动或产出同比例变动。(Cooper et al.(2009)
- (1)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表2的第一个回归和第二个回归均是没有控制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任职期限及其平方项、在任年龄、受教育程度、本地任职经历等官员个人特征的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第一个回归和第二个回归的基础上分别进一步引入了以上官员个人特征,但出于表格排版和结果显示的方便,此处并没有呈现加入官员个人特征之后的计量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加入官员个人特征之后,市委书记或市长的总体交流对于城市绿色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委书记或市长垂直交流的城市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为正向,而平行交流的绿色增长效应虽然正向但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任职期限与城市绿色增长之间均具有倒U型关系,但市长任期没有通过联合显著性检验;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本地任职经历均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增长,但市长的本地任职经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受教育程度均具有显著的绿色增长效应,而在职年龄的负向影响均不显著。
- (1)为了进一步验证书记交流与市长交流在绿色增长效应上的差异,本文将书记交流变量、市长交流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同时纳入计量模型,并同时放入书记和市长的其他个人特征以及生态效率的其他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仅发生市委书记交流时的城市绿色增长效应是显著正向的;当仅发生市长交流时以及同时发生书记和市长交流时的估计系数虽然均为正向,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表明市委书记交流和市长交流的绿色增长效应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出于表格排版和结果显示的考虑,我们并没有在正文中呈现上述计量回归结果。若读者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 (1)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本质上具有两个内涵:一是比例关系的改变;二是生产率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因此,我们采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Hit)包括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生产率或技术含量)两个部分,其计算公式是H_(it)=∑j=1JS_(ijt)×F_(ijt)。其中,i,j,t分别表示城市、产业和时间;J是各城市的产业总数;S_(ijt)表示时间t城市i产业j的增加值占该城市所有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F_(ijt)表示时间t城市i产业j的生产率或技术含量。显而易见,一个城市中生产率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所占比例越高,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指数将越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8年之后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库缺少增加值这一项关键数据,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总产值这一指标来代替增加值,从而一方面近似计算各城市各四位码产业的所占比重,另一方面近似计算各城市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