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惠天,周黎安

• 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

摘要(Abstract)：

本文实证考察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历次经济分权的特征和趋势,以及经济分权对地方工业兴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们发现,从1955年至1978年,虽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几经"放权—收权"循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分权以不可逆的方式朝着有利于地方的方向倾斜,这个趋势在地—县分权关系中表现尤为明显。回归分析表明,省内经济分权显著刺激了地方工业企业的进入,其影响主要发生在净上解省,而在净补贴省则不明显。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地方工业在前30年若干次分权浪潮之下经历了一个地理上和产业上不断分散的过程。初步的证据揭示地方工业的分散与地方分权有着密切关联。综合这些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地方工业的分散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M型结构。最后,我们考察了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分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发现地方分权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于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KeyWords)： 地方分权;M型结构;地方工业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白惠天,周黎安

DOI: 10.16513/j.cnki.cje.2018.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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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Qian et al.(2006)在理论上比较了M型和U型结构对产业的专业化和协调整合的不同影响。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 (1)国务院在改革方案中提出,地方多得的财政收入三年累计一般不超过20亿元;超产的统配和部管物资,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而且机械制造企业超产此类物资时需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的同意;地方调动各主管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应与该部门协商。
• (2)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1958年4月11日。本文件收录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以下简称为《中国工业五十年》)第3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 (3)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计划方法。本文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页。
• (4)1958年4月,中央颁发《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本文收录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 (1)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 (2)参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4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 (1)1963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当改变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审批权限的通知》,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将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小型建设项目,改为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各省、区、市人民委员会和各部、委、国务院各直属机构自行审查批准,报国家计委、财政部备案。
• (2)1964年1月17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1964年预算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重新划分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在收入方面,把地方收入、商业收入、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各项地方税、农业税、盐税和其他收入作为中央和地方的总额分成收入,并规定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在支出方面,把基本建设拨款以及因为特大的防汛、抗旱、救灾而追加的经费,仍由中央专案拨款,其他各项支出都参与收入分成,并允许各省、区、市在收支总额的范围内,进行项目之间的调剂。
•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页。
• (4)1965年恢复实行了总额分成加“小固定”。把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五种地方税收入和地方商业收入、其他零星收入,均作为地方固定收入,一次合理核定,三年不变。此外,还规定地方的交通、商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投资和行政开支,都由地方统一安排,调剂使用,节余下来的钱归地方。
• (5)“五小”企业,指生产小农机、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和小水泥的企业。
• (1)参考《地方小钢铁厂建设布局和煤铁资源资料》,国家计委燃料局、重工业局1965年12月8日。本文件收录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4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1619页以及第1591页。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5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 页。
• (1)1973年首先在华北、东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1974、1975年再推广至更多地区。
• (2)过去一个省的机动财力,一般大省5000万元,小省只有2000万元。1976年按固定数额分给地方的机动财力就达21亿元,加上地方预备费10.7亿元,共计31.7亿元(周太和,1984,第140页)。
• (3)1970年开始,先后对水泥、煤炭、木材、钢材、生铁等12种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或部分地区试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法。从1972年起,又在华北协作区和江苏省进行以地区为单位的物资包干试点。
• (4)1970年,国务院决定上海市每年组织生产100套小化肥成套设备,支持全国小氮肥厂的建设,同时,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的设备;地方原有的工业企业,通过协作或互相支援的方式快速生产了地方工业所需的设备。
• (1)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5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 (2)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1987年版。
• (3)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5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 (1)数据来源:《机械工业历史统计资料:1949—1984》,机械工业部统计信息司、综合计划司编,1985年版。
• (2)分县工业产值来自县志,分省工业产值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年版)。如果一个县缺失个别重要年份的产值数据,我们用该县临近年份的产值,乘以在此期间的省工业增长率进行估算。
• (1)关于财政分权的定义与量度,参见陈硕和高琳(2012)。
• (1)对于缺失补助、上解信息的样本,我们用当年支出(不含上解支出)作为可用收入,计算收入留成指标。
• (2)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地方志时,某些地市已被撤并,我们无法获取该地市的财政收支数据。对于这类地级行政单位,在计算省内分权指标时,我们用地市内各县之和作为该地市的代理变量。
• (3)当然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存在一定的关联,比如地方政府有可能减少一定的经济建设支出支持地方公共服务的改善,或者反过来,通过挤出公共服务支出来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我们后面的分析会区分两者,从而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在概念上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支出内容,区分它们是十分必要的。
• (1)对于缺失收支信息的地市,处理方法同前,由此可能导致高估省本级,低估地本级的偏误。
• (1)贵州省上解支出的主要内容是:(1)财政收入按比例分成上解。1950至1987年,38年中有21年有上解任务;(2)财政收入超收按比例分成上解。全省超收入分成上解的年份不多,且数额也不大,仅在1951年、1955年、1956年、1977年和1978年这5年有超收上解支出;(3)上交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结余;(4)上交地方国营企业基本折旧基金;(5)烤烟、卷烟和白酒产品税比上年增收部分按比例上解;(6)农业税和农村返销粮提价收入按比例上解等。参见《贵州省志财政志》,第422页。
• (1)由于一方面在改革大规模推广以前往往需要局部试点,另一方面当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常常下一年才会真正推行,而且某些改革措施适用于今后数年,加之各省响应中央号召调整省内政策的时点不完全相同,我们用分权指标在以下时段的平均值代表几次权力下放:1957—1959年,1964—1966年,1970—1973年,1976—1978年,1980—1983年(作为比较时段)。
• (1)1995年工业普查丙类表(调查对象为村办企业、城镇合作经营企业、农村合作经营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城镇个体工业、农村个体工业和三资工业企业)缺失企业成立年份,无法倒推出历年企业进入数目,由此可能导致低估地方工业特别是村办企业进入的偏误。表1~表7中的企业进入,侧重考察县级及以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乡、镇或街道及以上集体企业。表8和表9中的1995年工业产值,覆盖范围包括丙类表,即包含村办工业。
• (1)我国共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藏自治区。
• (1)内蒙古自治区缺失1969年和1970年的抚恤救济支出数据,青海省缺失1968年的科教文卫支出数据。
• (1)囿于数据局限,表2~表7中的企业进入只到乡、镇或街道一级,不含村办工业。详细情况参见前面的注释。
• (1)限于篇幅,结果没有在文中报告。
• (1)我们还基于各县地理面积计算了Hoover指数,该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正文中基于人口计算的Hoover指数基本相同。特别是1965—1978年间,Hoover指数持续下降。限于篇幅,在此没有报告。
• (2)数据来源于县志,改革开放以前工业总产值主要覆盖1952年、1957年、1962年、1965年、1970年、1975年和1978年。
• (3)当然我们也用其他规模变量(如资本金)计算了Krugman专业化指数,结果基本相同。
• (1)类似Kspecit的计算过程,我们首先基于1995年普查数据,倒推出各省历年分行业的职工存量J Empstockijt,进而得到第i个省的Herfindahl指数:HHIit=∑(Empstockijt/Empstockit)2。j=1Herfindahl指数刻画了各省的产业集中度。同样,我们也用其他规模变量(如资本金)计算了Herfindahl指数,结果基本相同,囿于篇幅没有报告。
• (2)表7的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但没有控制省固定效应。如果同时控制省和年份固定效应,以Hoover为因变量的主要回归系数不再显著。Hoover指数只有七个时间段的观察值,如果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省内Hoover指数跨时期的变异性太小而无法识别经济分权的显著效应。目前表7的结果主要依靠省际间的差异性估计而来。
• (1)资料显示,工业企业数量,由1966年的15.77万户,增加到1976年的29.36万户,平均每年增加1 .64万户。这主要是由于小企业的大量增加。全国的小型工业企业,1970年为19.11万户,1976年则为28.76万户。参见《中国工业五十年》第5部,第62页。
• (1)表9中第(4)、(5)两列,统计范围包含工业普查丙表,详细情况参见前面的注释。
• (1)灯光数据的优势之一是客观中立,不会受到地方政府GDP数据的人为干扰。
• (1)在灯光栅格数据中,每个栅格根据其夜间灯光强度,被赋予了一个介于0到63之间的整数值。数值越大表示灯光越亮,经济发展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