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China's Growth Potential to 2050:A Supply-side Forecast Based on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nd Its Featured Labor Force
白重恩,张琼
摘要(Abstract):
中国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已经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如何看待"6时代"的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多高的增长水平?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的热议话题。本文回避生产函数具体形式讨论,从供给侧角度预测中国中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基于可比经济体的跨国收敛规律预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后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就业参与等自身特征估计其劳动力增长率,然后求和得到中国2016—2050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各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下:2016—2020、2021—2025、2026—2030、2031—2035、2036—2040、2041—2045与2046—2050年间分别为6.28%、5.57%、4.82%、3.94%、3.40%、3.46%和2.98%左右。之后,本文指出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很大和具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都不一定意味着之前的预测结果高估或低估实际的增长潜力。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KeyWords): 增长潜力;供给侧;劳动生产率;劳动力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内部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与教育部创新团队“中国—东盟区域发展”资助成果
作者(Author): 白重恩,张琼
DOI: 10.16513/j.cnki.cje.201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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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里的“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17》(国家统计局编著)所发布的年度(1978-2016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发布的季度(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数据。
- (1)如刘世锦编著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丛书(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
- (2)参见该课题组近年来在《经济研究》等期刊上所刊发的论文:如《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2010年第5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2012年第11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2014年第12期)等。
- (3)参见该课题组各年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2013,2014,2015,2016年)系列,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2、2013、2014和2015年出版。
- (4)蔡昉(2016)对其有关研究做了很好的回顾和梳理。
- (1)该文假设中国该段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为0,从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即为人均GDP增长率的预测值。
- (1)参见林毅夫教授在2012年9月18日南京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时的报告,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撰写的文章(2014年3月6日),以及新浪财经、凤凰财经等对其的采访报道。
- (2)参见2015年10月26日张军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中所作报告,以及财经网、FT中文网等对其的采访报道或其所撰写的专栏文章。
- (3)图中数据来源于新近发布的“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9.0;最新修订日期:2017年3月16日)。有关“宾州大学世界表”的历次数据更新情况介绍详见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pwt/。
- (4)根据联合国所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7Revision)中的“估计值”(1950-2015)以及“中(生育)变化”(medium variant)下的“预测值”(2015-2050)中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计算整理得到。其中“总抚养负担”等于“少儿抚养负担”(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与“老年抚养负担”(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用于反映平均每个15~64岁人口所负担的少儿和老年人口总数。
- (1)数据来源网址: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该数据最后一次更新为2010年3月。
- (2)这里的分析区间为1950-2008年;14个西欧经济体为: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西班牙(下同)。我们借鉴Lucas(2009)的研究但略微有所不同:Lucas选用Maddison(2003)中的1960年和2000年的数据,并基于Sachs and Warner(1995)的结论选取17个西欧经济体(上述14个西欧经济体、希腊、葡萄牙和13个西欧小国汇总的经济体)来考察经济的(长期)增长规律;我们这里的分析数据来源于Maddison数据的最新版本(Maddison(2010));此外,我们发现相比于上述14个西欧经济体,希腊和葡萄牙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增长表现较差,而13个西欧小国汇总的经济体(small WEC)并非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我们随后分析所需的部分数据来自于其他数据来源,并不一定完全涵盖这13个西欧小国),因此我们随后的分析并未包括这3个经济体。
- (3)这里的分析区间为1950-2008年。
- (1)这里的分析区间为1950-2008年;图中“劳动生产率”定义为“GDP与劳动力之比”,表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其中GDP数据来自于Maddison(2010);劳动力数据来自于宾州大学世界表(PWT9.0)。PWT9.0数据的区间为1950-2014年,Maddison(2010)数据的区间为1-2008年;在以下的分析中,如果我们需要用到1950年以前的“劳动力”数据,则使用如下方法进行估计:我们发现Maddison(2001)所提供的上述14个西欧经济体、日本和美国的1950、1973、1990和1998年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每100人中就业人数)数据,与宾州大学世界表(PWT9.0)中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估计值(“就业人数”与“总人口”之比)高度相似(相关系数为0.99);因此我们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补齐1870-1950年间其余各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数据,之后根据Maddison(2010)所提供的各年总人口数据估计这些经济体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数据。
- (1)虽然囿于篇幅并未给出有关图示,我们分别考虑了“以5年为间隔”、“以10年为间隔”、“以20年为间隔”和“以30年为间隔”的不同情形,结果与这里“以40年为间隔”的结果相似。
- (2)Lucas(2009)的分析实际上考察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收敛规律,并且Lucas(2009)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从而经济增长“发散”而非“收敛”)。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因此只考虑“收敛”阶段的特征;此外,为了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将Lucas(2009)以40年为间隔的“收敛”估计框架调整为以1年为间隔的“收敛”框架。
- (1)我们的预测分析起点为2008年,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Maddison(2010)数据截止到2008年,二是2008年之后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存在周期性影响。中国2008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约为美国的17%),大致与日本1948年、韩国1968年以及中国台湾1965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水平相当(新加坡各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从未到达过中国2008年的相对水平),与奥地利1947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和西班牙1946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水平相当;因此这里所选取的“亚洲经济体”的样本点为日本(1948-)、韩国(1968-)和中国台湾(1965-),“西欧经济体”的样本点为奥地利(1947-)、法国(1945-)、意大利(1946-)和西班牙(1946-)。
- (2)图6中不控制“经济体规模”的收敛规律(细实线)与控制“经济体规模”的收敛规律(粗实线)完全重合。
- (1)我们并没有考虑4个西欧经济体,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西欧经济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经济体虽然在1945-1947年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水平与中国2008年的相对水平相当,但1945-1947年大致对应于这些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或劳均GDP)大幅下降反弹探底时的前后年份。这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不断上升且在20世纪60、70年代分别到达中国2008年的相应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日本虽然也是在1948年相对于美国劳均GDP下降到最低水平附近时到达了17%左右的水平,但其下降幅度并不十分明显)。
- (2)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宾州大学世界表和Maddison等跨国数据进行分析时,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均为以相应不变价国际货币为准的增长率;我们需要额外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才能将其转换为以人民币不变价为准的增长率。我们发现,所有经济体、西欧经济体以及亚洲经济体的汇率与其相应发展阶段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此外,日本、韩国等国家与中国类似,在相应发展阶段都经历了从“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改革,以及本币对美元汇率非平滑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暂未考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对人民币不变价为准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1)这两个数据来源在学者考察较长期的经济增长特征以及进行跨国比较时较常使用。Maddison(2010)和宾州大学世界表(PWT9.0)都给出了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际GDP的估计值:前者涵盖162个国家和地区,跨时公元1年-2008年;后者涵盖182个国家和地区,跨时1950-2014年。我们进一步比较这两个数据来源发现,二者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两个数据来源中的表述略有不同,我们在分析中对其进行了仔细比对以保持一致)高度重叠,所给出的GDP估计值略有不同,主要在于二者对相应国家和地区官方发布数据修正方法、所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和所采用的基年不同。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二者所给出的GDP水平值存在一定出入,但在绝大多数年份二者所给出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似。
- (2)中国2008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大致与日本1948年、韩国1968年以及中国台湾1965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的水平相当(新加坡各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GDP从未到达过中国2008年的相对水平),我们预测所选取的样本点为日本(1948-)、韩国(1968-)和中国台湾(1965-)。
- (1)这一迭代过程简介如下:假定美国未来各年劳均GDP的增长率分别为相应参数μ的估计值;对于前一种情形而言,基于2008年美中两国的劳均GDP,得到2009年中国劳均GDP的增长率,从而得到2009年中国的劳均GDP,进而基于美国2009年的劳均GDP,得到中国2010年的劳均GDP的增长率,以此类推;对于后一种情形而言,由于Maddison(2010)数据只更新到2008年,我们首先根据PWT9.0数据中所发布的2008年和2014年的美国和中国GDP数据的比例关系,将Maddison(2010)数据中美国和中国劳均GDP更新至2014年,之后分别得到2015年中国劳均GDP的增长率,从而得到2015年中国的劳均GDP,进而基于美国2015年的劳均GDP,得到中国2016年的劳均GDP的增长率,以此类推。
- (1)“实际数据”列中各值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所提供的各年GDP实际增长率(根据各年“上年=100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和从业人数增长率(根据“就业人员”数据计算得到)之差。
- (2)感谢审稿人提醒我们审慎比较基于Maddison和PWT9.0的预测结果,以及审慎对待将这两个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时的相应结论。虽然Maddison和宾州大学世界表数据在已有进行跨国研究的定量分析中非常常见,这两个数据来源所给出的各经济体的GDP等数据并不完全相同。差异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都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以将各经济体以本币计价的GDP转化为以统一货币单位计价的GDP,从而得以比较各国收入水平;但二者估计汇率的原理和基础数据并不完全相同,且转化为不变价计GDP时所采用的基年和处理平减指数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二是二者都对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官方发布的GDP数据进行了修正(对于中国而言,两个数据来源所显示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率显著大于中国官方数据中所暗含的经济增长率,即便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时依然如此)。关于两个数据来源的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两个数据来源的相应介绍;关于对中国官方发布数据的修正,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有关中国官方GDP统计数据“是否失真”的争议和讨论。
- (1)图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数据根据宾州大学世界表(PWT9.0)中的“就业人数”与“总人口”数据计算得到,“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人口展望2017》。
- (2)中国总抚养负担在1950-2014年间经历了1970年止降反升和2011年止升反降的结构性变化(2011年后因为样本区间太短并未单独讨论)。
- (1)中国总抚养负担在1950-2014年间经历了1970年止降反升和2011年止升反降的结构性变化,且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变化,这里二次型拟合时只考虑1978-2011年间的样本点。这一二次型拟合函数关系具有一定的内在经济学逻辑:经济体中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高时其总人口中就业参与比重将越高,但劳动力越富裕时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可能越严重,从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但上升的速度递减。
- (1)感谢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 (1)为保持全文分析一致,这里选取“中(生育)变化”假设下的预测值。
- (2)这主要源于这段时间内中国不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及其合作作者的有关研究。
- (1)关于收敛问题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相关方面的研究纷繁浩杂,结论也不尽相同。很多研究均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收敛”现象虽然很难实现,但有相似的制度环境、相似的储蓄(投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且与其他经济体存在贸易往来的经济体(尤其是相对落后且接近或到达罗斯托“起飞”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则一般呈现出相似的“相对收敛”(“俱乐部收敛”)规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Robert Solow、Robert Barro、William Baumol、Mancur Olson、Paul Samuelson、Gene Grossman、Paul Krugman以及林毅夫、张五常等人的研究。